锐意进取硕果累累

——记地貌学家崔之久教授——

北京大学地理系 朱诚

　　崔之久教授是新中国自己培养出的第一代杰出地质地理学家。他出生于1933年，1955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地理系，同年保送为北京大学地理系研究生。1957至1961年随国家登山队攀登我国西部众多高山，对冰川冰缘地貌和第四纪地质做了大量科考工作，作为我国研究现代冰川的先驱者而蜚声国内地学界。1961至1989年除在北京大学地理系长期从事地貌和第四纪地质的教学科研工作外，还多次参加了青藏高原、天山、祁连山、昆仑山、唐古拉山、川西山地、阿尔泰山、大兴安岭、中国东部中高山和南极中国长城站区的科学考察，并应邀考察了美国阿拉斯加、华盛顿州山地和东部五大湖区以及加拿大极地区、育空山脉、海岸山脉、落基山脉、瑞士阿尔卑斯山区和南美安第斯山区的冰川冰缘地貌，撰写并发表了大量科学论文。现任北京大学地理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科学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对外开放实验站——天山冰川站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南极研究学术委员会委员、冰川地理组副组长、《南极研究》杂志副主编、兰州大学地理系兼职教授、中国第四纪冰川和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地理联合会冰缘委员会委员、国际冻土协会冰缘环境工作组成员、国际冻土协会中国委员会委员，也是国际石冰川研究组发起人之一。崔之久教授对中国地理学的贡献和地理学术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现代冰川研究的开拓者

　　五十年代初期，我国高山高原的冰川冰缘地貌考察几乎是空白。1957年春，适逢中华全国总工会登山队（当时尚未归属国家体委）邀请北京大学派三名年轻人参加攀登贡嘎山并做随队科考工作。崔之久教授积极响应国家“向科学进军”的号召，毅然随队前往。行前，著名地理学家竺可桢先生特地召见他并赠书题词“以壮其行”。由此揭开了我国现代冰川科学考察的序幕。1958年，根据对贡嘎山考察总结，他的“贡嘎山现代冰川初步观察”一文在《地理学报》24卷3期上发表。此文首次叙述了贡嘎山贡巴冰川、海螺沟冰川、磨子沟冰川和燕子沟冰川等现代冰川分布的特点；观察了冰川表面再结晶粒雪、雪线和现代冰斗分布的高度以及一系列冰缘现象等，内容翔实、分析透彻，填补了我国现代冰川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遂成为《地理学报》创刊以来被引用最多的15篇论文之一。

　　1959年5月，为庆祝建国十周年，崔之久教授随登山队集体攀登新疆慕士塔格峰（7650m），成功登顶并打破当时的世界纪录。不幸的是在登顶过程中为科考的需要，他不得不时常脱下手套进行拍照和记录，由此造成严重冻伤，以致截去右手五指和右脚趾致残。身为二等乙级残废丝毫未阻碍他继续向新的科学高峰攀登。1961年他再次去新疆公格尔久别峰（7730m）进行随队科考。通过多次考察，根据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他在1963年撰写了一系列有重要价值的学术论文，将我国冰川与阿尔卑斯山冰川进行比较，提出了划分大陆性高位山地冰川和海洋性低位山地冰川两种中、低纬山地冰川气候类型的观点（《地理》，1962，5期）；根据大陆冰盖与山地冰川作用区留下的冰碛与冰水物质数量差异和大量地貌的沉积特点，讨论了中国西部第四纪覆盖类型。提出青藏高原在最大冰期时期的冰川覆盖应为“网状覆盖、局部冰盖和掌状覆盖”三个不同类型（《地质学报》），1964年44卷2期）。否定了流传已久的由E·Trinkler（1929）、E·Norin、F·K·ward（1934）等人提出的“青藏高原大冰盖”的观点，得到国内外地学界绝大多数同行的肯定。与此同时他还分析了大陆性山地冰川变化幅度远小于海洋性山地冰川的原因，提出了“大陆性冰川稳定发展”的理论，指出山势条件和气象气候是主要成因，而且两种类型的冰川物理性质的差异在冰川地貌和沉积物特征上也会有明显不同的表现。这些学术见解深化和丰富了冰川地貌与沉积学的研究内容，并一再被后期考察和研究所证实。

　　1964年和1966年他在参加对希夏邦马峰和珠穆朗玛峰地区的第二次考察中，特别注意到这些地区的古冰川作用痕迹和现代冰川的侵蚀、搬运、堆积过程，与同行们共同奠定了中国西部第四纪冰期划分的基本模式，并提出了喜马拉雅山在早期抬升中有利于冰川发育而在后期由于进一步抬升阻碍了水汽运移并超越了最大降水带而抑制冰川发育的“有限控制”理论。此后，他曾提出冰碛规模和冰川规模间的比例关系和“蚀积系数”概念、从发生学角度出发论证了应用不同峰型和分布规律可以鉴别山地冰川地貌的发育过程和发育程度，他对天山冰斗发育的研究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冰川冻土》1981，增刊）。著名冰川学家施雅风教授评价他在天山的工作“推动了冰川地貌学的发展、反映了新的水平”。

二、注重实地调查勇于坚持真理

　　1974至1977年，崔之久教授根据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委的安排，与中科院兰州冰川冻土研究所协作考察青藏公路沿线冰缘、冻土特征，为公路选线提供决策依据。在圆满完成生产和科研任务的同时，他根据青藏高原的特殊冰缘现象，即珠穆朗玛峰、唐古拉山、东昆仑山、祁连山等地雪线以上仍存在石流坡坎、分选石环、冻融风化冰缘岩柱和碎屑堆积的特点，首次提出了“准对称冰缘带”的概念。论证了雪线以上的山体不但有多种冰缘现象，而且存在垂直分带，即最靠近雪线处是冻胀作用为主，往上，冻融蠕流作用增强。再往上则寒冻风化和风力作用占优势。也就是说，地球上不存在“冰缘作用上限”，但却存在着以雪线和夏季0℃等温线为中心的上、下两个冰缘带（即“准对称冰缘带”）。从而否定了A。N。波波夫（IIonoB）、A。F。柯斯恰耶夫（KocyaeB）和II。A。舒姆斯基（IIIymckuǔ）等“雪线为冰缘作用上限”的观点。此外，他还根据青藏高原与东北等地冰缘地貌的对比分析提出了冰缘现象“纬度坡降值”的理论（《中国科学》，1981年第6期），即由于青藏高原上纬度每降低1度地温升高0.5℃左右，从而使得纬度每降低1度，同一种冰缘作用带的下界将升高120m左右，才能抵消地温上升0.5℃所带来的不利影响，保持住各种冰缘过程所必备的水、热条件。上述学术思想在“1980年北京青藏高原国际科学讨论会”上受到与会的英、美、日等国同行学者的高度评价和加拿大有关大学、地质调查所的关注。美国第四纪研究中心前主任、国际冰缘研究的主要权威者A。L。沃西本（Washburn）博士为此邀请他访美并作专题演讲。加拿大三所大学和地质调查所亦邀请他作专题报告。

　　七十年代以来，崔之久教授除继续从事冰川地貌考察外，还进行了大量冰缘和冻土现象的研究。在冰川与冰缘的关系问题上，他提出了：1.从发育条件看，冰川要求湿而冷，适应范围窄；而冰缘则要求冷而干，适应范围广。具体说，海洋性气候区，于冰川发育有利；于冰缘不利（海洋性冰川区，雪线上的年均温只有－2℃至－3℃，雪线以下基本无多年冻土和代表性的冰缘现象）。大陆性气候区，对冰川发育不利，但对冻土及冰缘地貌发育却有利（因为雪线上的年均温可达－10℃以下，冻土下界也仍在－3℃左右）。所以，不加分析地说“冰缘现象是冰川作用的证据之一”是不妥的。应当说“冰缘现象是寒冷气候的证据之一，而寒冷并不等于冰川”。2.从空间看，因冰缘作用较少受湿度影响而较多受冻融周期的频率和幅度影响，所以冰缘带的宽度在气候干燥时和气候干燥区要比潮湿时和潮湿区大。3.从时间上看，由于间冰期时气候可能使冻胀作用减弱，但却使冻融蠕流作用和热融作用相对增强。故而冰缘较之冰川有先到性、同时性和继承性。所以间冰期时不应有“间冰缘期”而应称之为“副冰缘期”。（《冰川冻土》，1980，2卷2期）。

　　1983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召开的第四届国际冻土会议上，崔之久教授首次提出我国昆仑山垭口存在一种世界上形态特异的石冰川“昆仑山型掌状石冰川”，尽管一些国外同行提出异议，但他坚持以实地调查的资料为依据，据理坚持自己的观点。两年后，众多国际地貌学权威人士访华经实地考察昆仑山后，不仅承认了崔之久教授的重要发现，而且完全同意他对此类石冰川的所有论断。

　　关于庐山和我国东部中低山地有无第四纪冰川的争论在我国已有长达六十年的历史，堪称地学史上引人注目的奇观。在这个重大学术问题上，崔之久教授始终坚持了“我爱吾师，我更爱真理”的原则，即坚持以实地考察的事实和现代冰川学最新研究手段所获得结果为依据进行鉴别分析，而不盲从。他曾用地貌学侵蚀、堆积、沉积学等综合研究方法，全面分析了庐山王家坡谷地和姑塘“冰川遗迹”的各种现象，提出了“泥石流说”和“姑塘滑坡体说”的合理性（《中国第四纪冰川沉积与地貌问题》，1982）。

　　针对黄山慈光阁古冰川擦痕的争论，他曾亲自攀登陡峭的U型谷，对谷壁凹痕作了极为细致的观察，并以此调查事实为依据提出了“凹痕析出体剥离，节理剥落，流线状风化”等七点结论，较好地解释了凹痕的成因问题（《中国第四纪冰川冰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1986，科学出版社）。

　　1985年，受《光明日报》某地科技人员“发现桂林风景区存在大量冰川遗迹”报导的激发，崔之久教授和著名冰川学家施雅风及兰州大学地理系教授李吉均等于当年12月联袂赶赴桂林实地考察。翌年4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桂林地区不存在冰川遗迹》的文章，认为“桂林地区近一、二百万年的第四纪环境没有发生冰川的可能，对若干地质、地貌现象作出冰川成因的推论实是重大误解”，并以堆积物、古气候、地貌三个方面进行论证，排除了发育第四纪冰川的可能性，提出了泥石流、岩溶区塌陷、流水冲刷等几种解释，受到国内学术界普遍重视。诚然，我国东部中低山地第四纪冰川有无之争仍在继续。崔之久教授认为，从争论意义看，由于不同历史阶段学科发展的不完善性和人们认识方法、认识水平的局限性，得出不太恰当的结论是难以避免的。存在意见分歧是合乎科学发展规律的。争论双方在不同观点相互比较、彼此借鉴的同时，必将大大促进第四纪冰川研究工作的进展和理论水平的提高。

三、锐意进取不断创新

　　八十年代以来，崔之久教授从考察所获的东北、华北及东部山地的冰缘现象入手，他论述了我国东北、华北晚更新世晚期多年冻土南界与冰缘环境问题（《地质学报》，1980，2期），提出不应笼统地把披毛犀化石的单独出现看作是冰缘气候的标志，而应以指示寒冷气候更有意义的真猛犸象化石和孢粉及冰缘现象的组合来重建古冰缘环境；指出依据上述组合，我国晚更新世晚期多年冻土南界从西往东应是38°N（西北）－39°N（华北）一40°N（东北松辽平原）这一联线地带。这些论点正被众多学者野外考察的结论不断地证实。

　　近年来他与带领的博士生和硕士研究生还从事“中国东部第四纪古冰川和环境变迁问题”基金课题、“中、高山地貌过程和混杂堆积沉积相”基金项目以及“南极冰川冰缘地貌过程与环境变迁”国家重点科研项目和博士点基金课题“冰川、冰缘地貌过程的动力机制应用之定位研究”等多方面的研究。这些研究现已硕果累累。如他曾针对国际石冰川研究中分类的不完善性于1983年提出了世界范围内石冰川划分的四种区域类型（《科学通报》，1984．13期），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肯定。在天山，他立足于将冰缘研究从定性引向定量、从面上分析引向定位观测、从外部形态分析引向对内部过程与机制的探讨。自1985年起他开始指导其研究生用仪器定点重复测量乌鲁木齐河源块体运动和冰缘地貌的变化，用坑探结合物探电测深、砾向组构量测、地衣测年等方法研究冰缘地貌演变过程及规律和机制，其中尤以对石冰川的研究最为深入。由于石冰川不仅是多年冻土区的一种运动的冰岩混合体，而且由于其内部含冰蠕动、表面活动层的季节性冻融分选等造成多种冰缘地貌组合现象，故成为近年来西方各国和南美冰缘地貌研究的前沿领域和核心内容。崔之久教授和他的研究生在对石冰川进行了多方面研究后，于1988年在挪威国际第五届冻土会议上发表了“中国天山乌鲁木齐河源的石冰川”的论文，在文中首次提出“三层式大陆型冷底石冰川”和“四层式海洋型暖底石冰川”的学说。这不仅受到国外同行的高度赞誉，也反映了我国在冰缘过程研究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并因此而吸引了一批国际同行的来华合作研究以及联合培养交流博士研究生（《挪威国际第五届冻土会议论文集》，1988）。

　　南极是冰缘地貌研究的天然理想实验场所。自1985年中国南极长城站建成以来，冰缘地貌被列为主要研究项目。1987年，崔之久教授为进一步填补我国对南极冰缘地貌研究的空白，毅然带病亲赴南极考察。他亲自指导并参与在站区埋设多路数据采集仪、布设观测石流坡运动、石环地貌变形的各类观测实验场，1988～1990年度他指导其博士生继续了对西南极乔治王岛区的各类冰川冰缘过程的深入研究。1989年，在杭州召开的中国首届南极国际学术研究会上，冰缘地貌的研究论文硕果累累，标志了我国对南极的冰缘研究起步虽晚，但仍走在世界前列。

　　混杂堆积物（Diamicton）成因的辨别是近年来国内外地质地貌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之－。崔之久教授立足于国际前沿研究现状，指导研究生注重用现代沉积学研究方法和手段（如沉积构造、结构与微结构、石英砂表面特征、粘土矿物、粒度参数、包裹物、孢粉组合和马尔科夫链方法）来确定主要混杂堆积物（如冰碛、泥石流、坡积一冰缘堆积、火山碎屑堆积、崩塌堆积、滑坡堆积和河床蚀余堆积）的沉积特征、动力机制和成因判别标志，现已取得丰硕成果（《地质论评》，1988，34卷4期）。

　　对青年学者而言，崔之久教授既是学科带头人，又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的师长。在学术研究中，他从不强求青年学生应该或不应该做什么，而总是循循善诱、耐心开导、教书育人。“海阔天空地去想，脚踏实地地去干”是他启发学生思路时常用的一句口头语，也体现了他注重实践、敏于思维的科研美德。

　　鉴于崔之久教授多年来在山地地貌研究中所做的突出贡献，国家有关部门和学术界授予他许多荣誉。他不仅是我国地理学界最年青的博士生导师之一，而且近年还与他人合作荣获了“全国科学大会重大科技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北京大学科学成果奖”和“冰川冻土学会优秀基础理论奖”等。在荣誉面前他没有停步，正因他的一生有许多时间是在高山高原考察中度过的，他总觉得祖国的山是那么有魅力，每当踏上高山高原的科考征途，浑身就充满了一种神奇的力量。他就是这样一位无私地把毕生精力熔进祖国大地的山地地貌学家。

稿源：西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