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文玉，1952年5月出生，山东掖县人。民盟盟员，1982年毕业于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曾任职于黔南州歌舞团，贵州省文联、省音协，1998年调贵州大学艺术学院任院长。系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音协主席，国家一级作曲，硕士生导师，中国音协理事。
创作的音乐作品从80年代以来多次在省级、国家级和国际性的作曲比赛中获奖。主要获奖作品有《第一钢琴奏鸣曲》、《山曲》、《韵》等。
访作曲家崔文玉
崔文玉手中的香烟不停地燃烧着，烟在并不太敞亮的屋子里漫开，把天花板和他自己围裹在一层迷朦中。 透过镜片，他的眼睛里流露出和烟一样不甚明确的表情，这样的表情一直伴随着他的讲述，深入他的回忆、揉进他对音乐的感受、也渗透到他对自己人生历程的沉思中。常常，在讲述的时候，他的话语会被自己突然而来的情绪和思索打断，有了一两秒的空白，这些短短的空白带给人的感受，就象在一首乐曲的中间短暂的停顿，使他话语的意蕴超越了语词的表面，让一个更内在更真实的崔文玉浮现了出来。
崔文玉的身份应该是个作曲家-----甚至更明确一些，应该是个现代作曲家。不过，这个身份在目前崔文玉的生活中有点不太好确定，因为他现在更多的时间是用在行政事务上了-----他目前还担任着贵州省文联副主席、贵州省音协主席以及贵州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等众多职务，这样的身份，让他和音乐既保持着某种事务性的联系，又好象和音乐本身隔得有点远。和他这个年纪的很多人一样，曾经的经历和已有的成绩使现在的出名和出仕都显得顺理成章，但在回顾这些顺理成章的生活轨迹时，崔文玉的眼中却透出了一种复杂的焦虑。
从外表看，很难把崔文玉和现代音乐结合起来，他自己也认为，用“现代音乐”这样一个词汇来定义自己并不是很准确，因为对一个从事音乐创作的人来说，自己的作品是否是“现代音乐”并不是最关键的，关键的是自己的创作意识要有新的拓展。不过，崔文玉同时也说了一句很具现代性的话：“艺术最怕守旧”，这也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崔文玉的一种选择。
“我们这代人正好遇到那个时代”，崔文玉的感叹，让人想起刘小枫一篇散文的名字----《这一代人的怕和爱》。这一代人，或许可以称之为“理想主义的一代”，他们下过乡、经历过动荡，也经历过与文化隔膜的年月。八十年代，是“这一代人”复苏的年代，他们的眼睛、耳朵，他们的心灵无限地敞开，去接受在身边出现的一切新鲜之物，这也是现代性思潮如潮涌入中国的年代，从诗歌到小说，从绘画到音乐，一股崭新的、狂飚突进般疯狂的气息弥漫于中国的文化界。在这样的气氛中，一些人脱颖而出，一些人星光一现，还有一些人，开始他们艰难的探索。
而今，这一代人多数已是年近或年过半百，光阴荏苒，当年的激情与骚动已随着年月的更叠渐趋平淡，他们面临的，是在知天命的时节到来时，同时升起的新的困惑-----什么是他们的怕，什么又是他们的爱呢？
扬琴的故事
扬琴的故事是崔文玉的生命中一个特殊符号。
1968年，十六岁的崔文玉和同年龄的人一样，下乡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体力劳动和食物的简单，这些似乎都是可以慢慢去适应的，可是，没有音乐的日子却让他难以忍受。过去在学校，崔文玉吹过笛子，拉过二胡，后来，他选择了扬琴。下乡之前，崔文玉不得不把学校里的扬琴归还给学校，没有了自己熟悉的乐器，生活的感觉似乎就停滞、不再延伸了，这样的空虚日子，对崔文玉来说是枯燥而残酷的。他犹豫了很久，最终向母亲和哥哥开了口。崔文玉的父亲早逝，家里生活很不宽裕，要开这个口，对他来说实在太难了，但对音乐强烈的渴望，还是压过了一切的顾虑。母亲丝毫没有让儿子为难，她拿出家里仅有的一张存折，取出上面仅有的三十一元钱，哥哥也从远处寄来了他工作第一个月的工资二十元钱，这样，崔文玉拥有了自己的、一架在当时价值五十元的扬琴。
正如崔文玉所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扬琴，他的音乐道路就走上了一个转折点，其实，拥有这架扬琴，也是崔文玉人生道路的一个转折点。在朝阳公社的日子里，因为有了扬琴，日子不是那么难过了。正好，和他住在同一户人家的知青会吹笛子，这样，他们每天白天出工，晚上回去就一起摆弄乐器，有时候知青联欢会，他们还会做一些表演，不久，会敲扬琴的崔文玉在当地就很出名了，再不久，他被招入黔南歌舞团打扬琴，又过了不久，他在歌舞团学会了弹钢琴。
这段往事崔文玉一定向他人讲述过多次，因为在对他的许多报道中都可以看到这个关于扬琴的故事。也许，在这个故事后面，还有许多没有被他提及的潜台词：如果当时没有买这台扬琴，他和音乐之间的关系会怎样呢？命运的鸟儿就停在某个地方，发出某种不为人知的声响，和音乐结缘，也许竟是一种宿命？
在黔南歌舞团呆了八年后，1978年，崔文玉被推荐进入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深造。
《第一钢琴奏鸣曲》
烟仍在崔文玉的手中燃烧，烟气一丝丝游移着，象是要让回忆变得更加恍忽，它们在一些纸页的上方晃动，让纸页中记录的一切变成气味，散逸在空气中。
纸页中的图片和文字、纸页中的曲谱，记录的是崔文玉的过去：
1983年，是崔文玉音乐历程中很重要的一年：这一年，他创作的民族管弦乐作品《端节》获全国第三届音乐作品评奖民族器乐三等奖。接下来的几年，崔文玉一发不可收拾：1987年，他创作的《第一钢琴奏鸣曲》入选当年的“上海国际音乐比赛”，并获中型钢琴创作第二名。入选这次比赛的都是当时国内一些比较有名的作曲家和来自日本、美国及前苏联的作曲家，竞争十分激烈，而当时的崔文玉却没有名气，他完全是凭自己的作品征服了评委、观众和记者。
1988年，他的作品民乐四重奏《韵》参加了“香港国际现代音乐节”，在参加这次音乐节的300多件作品中，崔文玉的作品成了最终入选的十件作品之一，并由香港中乐团（香港称“民乐”为“中乐”）四位演员做了公开演奏。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崔文玉在器乐创作上的光辉岁月。尽管他不太愿意用“现代音乐”来描述自己的音乐风格，他作曲中鲜明的现代性仍是不容忽视的。《端节》是大型的民族管弦乐合奏，内容是贵州黔南三都的水族人过“端节”的情景，此后，他所作的《苗岭随想曲》、《钢琴弦乐五重奏》也都是民族元素和民族题材与各种器乐的结合，这些内容他非常熟悉，因为在黔南歌舞团他常常和剧团一起到农村及少数民族地区演出。像《端节》，他写了一寸多厚的总谱，一个星期就写完了，这种高速创作的背后，除了他抑制不住的创作激情而外，还得益于对少数民族音乐及文化的深刻领悟。而他参加的“上海国际音乐比赛”和“香港国际现代音乐节”在中国的现代音乐创作史上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上海国际音乐节”是中国举行的第一次国际音乐比赛，而且参赛作品只限于钢琴创作，在中国当代音乐史上有很大的影响，可以说，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音乐开始逐渐崛起，这个赛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次比赛的中型钢琴创作的一等奖空缺，二等奖是一位美籍华裔，第三名就是崔文玉。《第一钢琴奏鸣曲》是崔文玉的代表作，这部作品将现代音乐的技巧与中国民族音乐元素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整部作品无论从结构的完整、技巧的自如运用还是音乐的近乎完美，都让当时的音乐界惊叹不已，要知道，当时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才刚刚处于萌芽阶段，《第一钢琴奏鸣曲》的流畅、自然、成熟以及它表现出与印象派音乐不谋而合的气质，让许多人不敢相信如此完整的现代音乐作品竟出自一位贵州作曲家之手。《韵》的风格和《第一钢琴奏鸣曲》又不太相同，这部民乐四重奏作品运用了中国的传统乐器，却完全赋予了这些乐器以新的表现方式。《韵》表现了作曲者对中国古代诗词意境的领悟，却又没有借助中国传统音乐的曲调，而是用极为现代的音色体现出一种表现主义的感觉。这部作品将极具中国古典气息的典型国乐乐器与现代艺术的表现理念有机并置在一起，达到非常融洽的结合，而这种效果，直到今天仍是许多作曲家所追求的。不难想象，在当年的“香港国际现代音乐节”上，这部充满现代气息的民乐四重奏同样出乎人们的意料，引起了不小的震动。几次比赛，让崔文玉走在了中国现代音乐创作的前沿，这源自他灵性的涌动，也是一种特别的天赋，这种天赋让他天然地介入到中国现代音乐的发展过程中。
走到这一步，崔文玉几乎是进入了他音乐生涯的颠峰时刻，他和中国现代音乐开始迈出的步子一起前行，穿越了整个纷繁的八十年代。那些日子应该是绚丽多彩的，无论是那些比赛、获奖的日子还是那些激情喷涌的一个个处于创作状态中的日子。而在说到这段岁月时，崔文玉的情绪也经历了两个变更：一开始，回忆也许使他进入到了当时的情景中，他显得有点兴奋；接着，他又陷入了某种沉思状态，话语之间开始出现一些短暂的停顿。一次，在一两秒的沉默之后，崔文玉抽着烟说：“我真正想创作的，还是交响乐、还是器乐作品。”
“还是贝多芬”
崔文玉说，对于他真正热爱的那种创作，他一直没有停止过梦想，那就象是一只鸟儿，不停地要向天空的最高处飞过去一样。他认为，这几年来，虽然自己的作品并不是太多，但他对于音乐的思考一直没有停过，他的研究也一直没停过。为了了解音乐的新发展，他甚至很早就研究起了计算机音乐，不过，他只是研究性地了解，不会用它去赚钱。在说这话的时候，他仍然抽着烟。从开始交谈到现在，他一支接一支，一直没有停过。
我问崔文玉：“音乐史上，你最喜欢的作曲家是哪一个？”崔文玉的音乐走的是民间化的路子，我以为他会说出雅那切克或巴托克这一类现代音乐家的名字。出乎我意料的是，崔文玉沉吟了一会儿，抬起头很肯定地说：“我想，还是贝多芬。”
崔文玉说出这句话，意义与一般人说出这句话完全不同。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人说自己喜欢贝多芬，或许是因为贝多芬音乐的宏大与浪漫主义激情；在今天，或许是为了彰显自己的艺术立场，不太听见搞艺术的说自己“喜欢贝多芬”了。崔文玉说出这句话，完全基于他对音乐深深的理解和热爱，他对音乐的真诚，也从这句话中展现出来。
崔文玉有一点点感伤，他说，作为一个作曲家，生在贝多芬之后，创作就更困难了，因为艺术永远要往前走，要超越。其实，我想崔文玉的感伤并不是因为贝多芬的影子挡在前面，而是在艺术创作的道路在历经各种形式上的尝试与突破之后，里面的可能性到底还有多少，空间到底还有多大呢？
做一个作曲家，在今天，比在过去的任何一个时候都难，做一个真正的艺术创造者，需要勇气。
“我想，还是贝多芬”，这不仅仅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态度和感悟。不停抽着烟的崔文玉伸手在音乐史的烟雾中触摸，在触摸中，他握住了自己的判断，也小心翼翼地碰到了自己的真实内心。
崔文玉的怕和爱
在烟雾的缭绕中，面对不停地吸着烟的崔文玉，你会不自觉地升起这样一个疑问：对崔文玉来说，什么是他的怕，什么又是他的爱呢？
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真正意义上的创作与因此而得到的承认，或许是生活中最值得珍视的幸福。八十年代酒神的集体性沉醉随着年月的流逝开始渐渐沉淀为每一个个体的回忆与珍藏，时光却丝毫不肯停歇地往前划过。那时候初露头角的年轻人们开始在乐坛占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越来越关注音乐的现代性，也越来越关注音乐的民族性，他们其中一些出了国，并开始赢得国际性的声誉，但崔文玉却一直留在了贵州。是没有机会吗？崔文玉否定了这种猜测，他说，曾经有多次机会可以出去，但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留下。进一步深究他留下的原因，他想了半晌，说：“我这个人比较迂腐，也可以说比较守旧，我觉得这个地方给了我很多，所以下不了决心离开。”
留在贵州的崔文玉开始担任一些行政职务，并创作了一系列声乐作品，这些声乐作品的创作给崔文玉带来了音乐圈之外的名声。其中，他的声乐作品《高原，我的家》不但得到了1997年全国第六届“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还一时被传唱而流行于世，另外，像《山歌》等作品也是屡屡获奖。
在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崔文玉的音乐创作仍然是成功的，但在他语句的停顿间，我们还是可以触摸到他的某种遗憾。他酷爱的是交响乐的创作，在这个领域，他也有着超人的天赋，可贵州相对滞后的经济条件与文化现状却限制了他这份天赋的更多发挥，因为严肃音乐，特别是现代音乐，对演奏的条件有很高的要求，同时，也要求有着良好素质，真正喜爱并懂得现代音乐的听众，而在这些方面，贵州无疑和经济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在这些两难中，崔文玉也显现出了他身上的矛盾性：他自认自己是守旧的人，但他的音乐观念却很现代，他认为艺术不管在哪个时代都要有意识在原有基础上往前走，而他也是这样去做的；他希望自己是个自由创作的作曲者，现实生活中却有大量的行政工作要去面对，要去尽力做好交给他的任务；《高原，我的家》等歌曲给他带来更大的名气，他却认为自己的所爱是交响乐的创作……
《秋问》是一盘中国现代音乐合辑的名称，它的编者瞿小松也是属于“这一代”的作曲家。同时，“秋问”也是“这一代人”经历半世后，在人生的秋境不可避免的自我追问。即使出名如瞿小松，也面临着许多问题：从媒体上了解到，他的“瞿小松音乐坊”缺少资金上的支持，举步维艰，瞿小松的秋问，关乎音乐家根本性的生存环境，这样的困境，同样也是包括崔文玉在内的国内众多音乐创作者共同面临的困境。而崔文玉的秋问似乎不仅于此，或许，他的追问还关乎他矛盾的个性：一个有天赋的音乐家与一个不擅于事务性工作的领导，代表着他现代与守旧两个极端之间的冲突，做事上的守旧，是因为他自己所谓的“迂腐”；音乐上的现代，是因为他还没有做完那个和激情有关的梦。
屋外，早春的阳光如流水般在地上铺洒开，丝绒般细腻，就象一种自如的乐声开始在空气中蔓延；屋内，烟头仍在一明一灭地燃烧，透过烟雾，崔文玉表情中隐隐透出了某种孤独与苍凉，与此同时，他眼中也在隐隐地耀动着梦想的迷醉。
我想，这就是崔文玉的怕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