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乃夫
1928年生,河北昌平(今属北京)人。1947年在中法大学学习和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秘书,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长,兰州大学党委宣传部长、教务长,民政部政治部负责人,民政部副部长、部长。是第十二届、十三届中央委员。
市领导亲切会见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一行
本报讯 陈素雷报道:10月10日,市委书记董经伟,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洪义,亲切会见来邢的民政部原部长崔乃夫,中国老龄协会原会长张文范,省民政厅副厅长王大印及有关负责人一行。
董经伟首先对崔老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祝愿他健康长寿,并简要介绍了邢台近几年来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发展,及邢台的历史变迁和地理位置等方面的情况。他说,邢台有着3500年悠久的历史文化,有郭守敬、扁鹊等历史名人,有占全国羊绒产量60%的清河县羊绒基地,有目前全国最大的方便面加工生产基地和轴承、板材等一大批强劲的生产企业,希望崔老闲暇时多来邢台走走看看,多关心邢台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
崔老追忆了建国以来民政部门的改革与发展的历程和现阶段的作用。在听取了董经伟的介绍后,崔乃夫高兴地说,感谢牛城人民的热情款待,感谢邢台市委、市政府的关心,十几年前我来过邢台,这次来邢的最大的感受是,邢台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邢台的文明生态村建设,做的很出色,走在了全省的前列。希望邢台的民政部门积极努力配合邢台市委、市政府的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为邢台人民早日步入小康生活,为邢台市跨越式发展做出贡献。
《邢台日报》2004年10月11日
慈善必会成为更加恢弘的事业
――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访谈录
李珍修
1998年一月下旬,刚刚度过元旦的北京人又在忙着春节前的各种活动:慰问伤病员,走访老干部,探望下岗职工,还有些春节期间要携妻挈子去外地或外国旅游的新潮人物,也把春节的前拜年活动提前进行了。
就在这火爆的节日气氛中,有一批北京人组织的队伍却忙得喝不上水,吃不上热饭,睡不了觉,甚至回不了家。他们是中华慈善总会的救灾队伍。
就在这时,即将创刊的<<慈善>>杂志主编,安排我在一个下午采访了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崔乃夫同志。
我迟到了20分钟――出租车把我拉到了西黄城根北街9号就开走了,等我明白了这个9号并非南街9号时就傻了眼,恨不得插翅飞到南街去,我朝一个无人乘坐的出租车冲过去,拉开车门就报地址,但是路面太堵塞,汽车排成了长龙,一米一米地向前移动。等到了中华慈善总会,我已是满头汗水,在气喘吁吁和极为难堪的表情下开始了对崔乃夫会长的采访,开场白自然是致歉和申述迟到的原因。
崔乃夫会长宽厚地笑笑,他是个学者型的官员,高高的个子,一张长方形饱满的脸,讲起话来声音不大但很有力,颇有几分外交官的风度。
我首先坦诚地报告崔会长:"我对慈善事业所知甚少,本来准备翻翻这方面的资料,还没来得及做,就被'抓'来采访了,恐怕提的问题不一定在点子上……"
于是采访从"什么是慈善"这个问题开始了。
崔乃夫会长侃侃而谈:"什么是慈善?慈善是有同情心的人们之间的互助行为。作为个人行为来讲,慈善在中国存在的时间是很长了。早在先秦,就有'慈'和'善'二字出现。老子的<<道德经>>中:'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
什么叫慈呢?父母对子女的爱为慈。讲的是纵向关系。如'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善讲的是横向关系,中国把慈善并提,是在<<北史>>的<<崔光传>>里'光宽和慈善'。所以说,中国人的慈善意识是源远流长的。"
"既然中国人的慈善意识源远流长,为什么中国的慈善事业不像有的国家那样发达呢?"我问。
崔会长说:"我认为,虽然中国人长期没有形成慈善事业,但慈善行为早已广泛存在了。比如灾年开粥场,给孤儿救济,帮助老人等等。像北宋的范仲淹,就曾在他家乡买地100亩办义学。1915年河北发大水淹了100多个县,曾任北洋内阁国务总理的熊希龄也曾搞募捐,在香山办慈幻园,收留了300多个孤儿,最后发展到600多个。这些孤儿在那里读书、学艺、编织、补花……熊希龄可称得上是中国慈善事业的开拓者。
解放后的慈善事业在认识上曾有过误区,一是认为福利救济活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一切都应由国家包下来;二是有些人认为慈善活动是伪善,是有钱人从他们剥削来的钱中拿出一部分作'善'事。"
"为什么在改革开放的今天,中国慈善活动又重新起步,并有所发展呢?"
崔会长接着说:"慈善活动需要有物质基础,当社会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个人收入有了一定差距时才真正创造了条件。比如过去每人每月平均28斤粮票、5两油、半斤肉,一年十几尺布票时,就没法开展慈善活动。收入有了落差,也就为慈善活动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进入九十年代后,不少人开始考虑这个问题,中国是否需要慈善?能否成立慈善组织?答案是肯定的。因为通过几十年的实践,从国家到老百姓都认识到:事事全靠国家是不行的,还要靠全社会的关心与支援。
朱镕基同志早在1994年就批示:'我完全支持这项事业。'李瑞环同志也说过:'社会需要慈善。'"
我对慈善总会的成立很感兴趣,于是对崔会长说:"请您把中华慈善总会的概况介绍一下好吗?"
崔会长热情地介绍说:"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以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弘扬中华民族扶贫济困的传统美德,帮助社会上不幸的个人和困难群体为宗旨的民间慈善机构。在全国各地拥有70多个地方慈善组织作为团体会员。黄华、志福、王光荣、赵朴初、丁光训、何鲁丽为名誉会长。总会的任务是募集社会善款,兴办各类慈善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广泛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组织热心慈善的志愿者队伍,开展多种形式的社会慈善活动。与此同时,中华慈善总会为加强对海内外慈善活动的了解和研究,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慈善事业运行的机制,几年来积极开展了各类交流活动,到全国各地进行社会调查,还与香港公益金、国际联合募捐协会等30多个海内外民间非赢利组织进行了友好交流或项目合作,在海内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中华慈善总会成立以来主要做了哪些善事呢?"我又问。
崔会长介绍说:"总会在1995年成立之初,选择了为患唇腭裂的孤儿做矫治手术的项目。这个项目花费少、收效快、覆盖面广,社会效益明显。一次手术花费两三千元,可使孤儿终身脱残。所以推出后得到了广泛的支持。项目规模逐年扩大,已经成为总会可以持续多年做下去的重要项目。
另外还有个影响大的工程,就是甘肃'慈善雨水积蓄工程'。
我国的黄土高原,植被稀疏,气候干旱,水源奇缺。每逢旱年,这里的孩子上学前只能噙一口水洗脸,主妇每天只有一颗浑水煮饭。处于干旱带上的甘肃省志有这样的记载:隋朝以来,甘肃先后发生较重大旱灾640次,平均每两年一次。近半个世纪,发生旱灾40余次。1949年以来,中国政府拨出大量专款兴修水利,截至1995年底解决了600万人的饮水问题,但仍有27%的人处在干旱无水饮用的威胁之中。
1995年,甘肃大旱,河断流,并无水,庄稼枯死,树苗晒乾……有300多万人、200多万头牲畜发生水荒。中部陇东地区有40多万人为了生活用水,半夜起身到10多公里以外的地方拉水。在拉水路上,竟能见到这样的奇观,饥渴难耐的野孤,嗅到水气,竟不惧被捕获而追逐路上的水车……
生活在干旱、半干旱地区的人们,经过千百年的摸索,找到了修水窖存雨水,供人畜全年饮用的土法子。
以往水窖都是用红粘土打成的,费工又不牢固,畜水效益和卫生条件都很差。后来长期致力干旱农业研究的科技人员,在深入考察与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经过反复论证和科学实验,摸索出一整套集水工程系统方案。经过试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不仅解决了人畜饮水问题,而且还能进一步扩展到农业灌溉,为百姓脱贫带来希望。
中华慈善总会于1997年启动"雨水积蓄工程",向社会募集资金帮助甘肃尚未解决水荒的贫困百姓每户投入800元,修建一个100平方米的集雨面和一个30立方米的土泥水窖,这样就可帮助一个3-5口之家解决常年的人畜乌饮水问题。这个项目当年立项,当年筹款,当年上规模,打了一万口井,当年出效益。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quot;
我想起在前几天<<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一份中华慈善总会的公告:"自张北、尚义发生地震后,中国慈善总会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和<<北京青年报·爱心热线>>专栏协助下,联合北京市慈善协会自1月12日至18日发起了一周紧急救援活动,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回应,截至1?5日已收到赈灾资金410多万,赈灾物资折合人民币100多万元,灾区急需的帐篷、衣被和食品分五批运抵张北、尚义。并将工作重点转入为灾区中小学购置临时校舍及重建家园的筹募活动。"公告详细地刊登了赈灾捐赠清单,使人们感到中华慈善总会是一个充满爱心、高效廉洁的机构……
谈到这些情况,崔会长说:"事实证明,善心是普遍存在的,好人是多数,慈善活动是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的。"
"您为什么这样热衷于这项事业,有什么历史渊源吗?"我问。
崔会长略一沉思,说:"我亲自经历过这样两件事,一是1934年,我只有五六岁,那年闹灾荒,我老家―――北京昌平县,就有人搭席棚,办粥场。一两个大锅熬着粥舍给穷人,给我印象很深。第二件事是1937年七八月份正值抗日时期,老百姓大量拥进北京城,没有饭吃,没有房住。有些人就组织难民救济所,帮助他们解决食宿问题。当时这也不是政府行为,而是有人搞慈善活动。看到有人伸出手来帮助灾民、难民,我心里对这些人滋生了几分敬意?quot;
"听说您在大学是学文学的,后来参加学运,于1948年入了党,五十年代初曾任山西省委书记的秘书,29岁成为兰州大学宣传部长、教务长。您在副校长岗位上主管教学、科研,可以算是教育家了。后来'文革'中下放到'五七干校',1978年才调到民政部的。您在民政部当了11年的部长,这段工作,是否对您后来投身慈善事业有些影响呢?"我问。
"是的,我在民政部救灾扶贫,常下到基层,感受到了老百姓的疾苦贫穷不是政府一个渠道能解决的,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援。而且老百姓的困难是多方面的,政府制定的政策有的符合实际,有的不一定符合实际。比如发放救济款,定一个杠杠,什么情况补助多少钱,结果是有的人拿了正合适,有的用不了,有的人还不够。而慈善事业,则是根据实际需要去解决问题。比如1985年我发现在救灾中,农村很需要棉被衣物,而城市中有不少人多余的棉被衣物放着无用,弃之可惜,卖又不值钱。我就想可否把城市人不用的物资转给灾民。我在1985、1986年就呼吁这件事。当时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做就是给中国政府脸上抹灰,大家脸上无光。后来我们还是坚持做了,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中央对这种做法也是肯定的,江泽民同志就曾批示要把这件事做为经常性的事来抓。
1991年,华东大水灾,我们发动募捐,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形成一种疑聚力。炎黄子孙踊跃慷慨解囊,国内募捐10亿元,境外也有10亿元,主要是华人。国内国外一起共募集了20亿元。这件事国内外评价都很好。国际社会认为中国重视人权,注意人们精神面貌的培养。
但我也觉察到,一般情况下政府是不宜直接参与募捐的。因为公民纳税了,已经尽了义务。如果再让他们捐赠就不太合适,还是由群众团体来办较好。这使我想到了慈善事业。因为中国尚有6300万人需要脱贫,这相当于一些国家的总人口数。所以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能光靠政府。于是在我从民政部卸职后,就把主要精力投到了中华慈善总会的工作中。
可以断言,这事业是社会所需要的,秘会成为一项伟大的事业。"
最后,谈到即将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慈善>>杂志,崔会长笑着说:"<<慈善>>杂志就要和读者见面了,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希望她能在培养人们的慈善意识,加强道德建设方面起到良好的建设性作用。"
结束了对崔乃夫会长的的采访,我怀着崇敬的心情走出中华慈善总会大门。已是华灯初上,我坐上出租车,心里却仍为自己的迟到而歉疚。我想中华慈善总会应是知名度很高的地方,什么时候北京所有的出租车司机像熟悉长城、故宫、王府井一样熟悉中华慈善总会,那时中国的慈善事业必定大在放气候了。
有崔乃夫这样的具有博大胸怀,又知识渊博的领导;有着一批为慈善事业无私奉献的工作人员,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遥远了。